生活網線的遺失：
脊椎動物的衰減和生物龐雜度的保育

Losing Strands in the Web of Life：
Vertebrate Declines and the conservation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John Tuxill原著 (World Watch paper 141)

鄭先祐 譯 (看守台灣研究中心文集B009)

《下半部》

　　組合鳥類、哺乳類、爬虫類、兩生類、和魚類的情況，提供一個正確的圖象，顯示地球生物體系受傷的型態。當「IUCN」總和這些數值後，呈現出有四分之一的脊椎動物已經侷限於很小的地區，或是數量快速的下降，或是已經瀕臨滅絕。折磨脊椎動物的問題，都可在全世界每個生態體系和每個國家發現；但是其呈現出的樣式是相當複雜的。人類弄出來的是破碎枯竭的生態景觀。想要正確的解釋這些樣式，就需要仔細的研究建構其體系的網線-，特別是假若我們想要找尋保育自然龐雜度的另類途徑65。
　　陷入危機的脊椎動物於各地區和各國家的統計，可提供一個有用的起點，用以解開這個複雜的內容。一個國家的陷入危機的物種數目，通常會與該國所有的種類數目相關。有比較高龐雜度的國家，當然會有比較多陷入危機的物種。較好的評定危機程度的標準是以該國陷入危機的物種數目佔該國動物相之百分率。按陷入危機中的鳥類和哺乳類於各個國家所佔百分率（參考表7和表8），以印度、紐西蘭、和日本等三個國家形成的一個大「亞洲-太平洋」(Asia-Pacific)三角形地帶內的國家，顯現出這個地區比全地球的其他地區有較高且較快喪失較多比率的物種。中國、印度、和東南亞共有超過20億人口，且一直至1997年中，這地區的經濟仍是快速成長。棲息地的破壞，以來自伐木工業的最為顯著，已經是相當廣泛。許多當地本土哺乳類和鳥類都必要生活在強大的狩獵壓力下。於澳洲最大的威脅是來自外來種的入侵，如：貓和狐狸，以及來自牛和羊的過度食草，和原住民放火的文化衰落，因而所造成的棲息地喪失。入侵物種於紐西蘭，也是造成當地鳥類衰減的主因，雖然當地本土森林的喪失也是個重要因素66。
　　於其他地區，狀況可能是比較不那樣悲慘，但是馬達加斯加、巴西、墨西哥、和美國是特別有比較多哺乳類和鳥類陷入危機的國家。應也要注意到的是，陷入危機中的脊椎動物有些都只是分佈在該國特別燙手的地區。譬如於巴西，超過75%的危機鳥類都只分佈在該國東邊的大西洋雨林區、季風落葉林、和棘灌叢區。大西洋雨林的12種特有靈長類，已經有11種陷入危機，這個陷入危機的比率遠大於發生在亞馬遜靈長類的比率。於美國，近數十年來，人口有顯著增加的洲，諸如「加州」和「佛羅里達洲」 (Florida)，也是居住著較多的陷入危機之脊椎動物67。
　　所有脊椎動物所面臨的最主要共同問題是棲息地的縮減。國際保育組織的一項研究估計全球只剩下27%的可棲息陸地（這些不是冰凍、岩石、和風吹砂地區）仍然是「未干擾的」(undisturbed)，至少有100,000公頃大的地區，且沒有永久的住民、道路、大規模的農業、或畜牧業。這些「未干擾的」地區主要是存在於極地的附近、蘇俄和加拿大的「北風林區」 (boreal forests)、非洲和阿拉伯的熱沙漠（撒哈拉和「Kalahari」），以及中亞的冷沙漠地區。所有這些地區都有其獨特的，無可替代的物種和生態群區，但是這些地區都不是生物龐雜度的「熱點」(hotspots)。唯一僅剩的擁有豐富物種的大塊「未干擾」地區是位於亞馬遜盆地的西北部，以及有一些在非洲中部和中南部的邊遠地區68。
 

表7. 各國瀕危哺乳類所佔的比率，最高的前十名66。小的國家，其哺乳類種數少於100種的國家，並未包含入此表中。緊接在後的十名分別是：墨西哥、依索比亞、秘魯、泰國、南非、肯亞、哥倫比亞、坦尚尼亞、剛果民主共和國、美國。

國家	哺乳類的種數	瀕危哺乳類的種數 百分率(％)
馬達加斯加	105	44
菲律賓	153	32
印尼	436	29
新幾內亞 (Papua)	214	27
印度	316	24
澳洲	252	23
中國	394	19
巴西	394	18
越南	213	18
馬來西亞	286	15

 

　　另一方面，全球約有36%的可棲息的地區已經是受到「高度干擾」(highly disturbed)，如：都市開發區、永久的農耕地、交通網路、水利工程、以及其他土地利用、或是畜牧業造成本土植被的消逝。我們的星球開發最完全的地區是溫帶低海拔的河流兩岸和海岸平原的肥沃地區，特別是中國的東部、美國的中西部和歐洲的低地。這些地區，當然是世界最大的糧食生產和消費區。其餘的溫帶和亞熱帶地區則是混合著「部份干擾」的土地，如畜牧活動、伐木、輪耕農業等，且有一些當地本土物種的殘留存在。於本世紀，這些部份殘留於有些地區已經逐漸的再度成長為第二次的棲息地區。譬如於美國的中西部，「道格拉斯冷杉」 (Douglas fir)和「美國黃松」 (Ponderosa pine)，於1900年代初至中期的伐木盛期之後，現在已經成長為百年老樹的樹林。這些第二次再成長的樹林，以原生的樹種為主，但已經無法如同過去原生樹林可保有的生物龐雜度，如「班點貓頭鷹」 (spotted owl)和太平洋鮭魚的消失，以及許多物種的狀況改變可資證明69。
 
 

表8. 各國瀕危鳥類所佔的比率，最高的前十名66。小的國家，其鳥類種數少於100種的國家，並未包含入此表中。緊接在後的十名分別是：泰國、馬來西亞、哥倫比亞、秘魯、Myanmar、阿根廷、墨西哥、新幾內亞、厄瓜多爾、和蘇俄(Russia)。
 

國家	鳥類的種數	瀕危鳥類的種數 百分率(％)
菲律賓	556	15
紐西蘭	287	15
印尼	1,531	7
中國	1,244	7
美國	768	7
巴西	1,635	6
印度	1,219	6
越南	761	6
澳洲	751	6
日本	583	6

 

　　許多溫帶景觀（特別是於歐洲、地中海地區和中國東部）已經歷經數千年的「徹底干擾」(extensive disturbance)。相對的，於熱帶地區，大部份棲息地的喪失是發生在本世紀，以加速的腳步。大部份有中度雨量的熱帶地區，諸如「季風乾林」 (seasonally dry forests)，已經被部份的干擾而破碎分佈。同樣的也發生在雨量充沛且土壤肥沃的山腳或中低海拔地區，諸如「哥斯達尼加」的中部平原、「喜馬拉雅」 (Himalaya)的山腳地區、以及非洲「大湖區」 (Great Lakes)。 更高海拔的山區，通常較可保有完整的生態棲息地，因為人口少且很難到達（交通不便）。人類大量移民至濕熱帶低地是比較晚，這也是為何雨林會引起現代保育方面的高度關注之部分原因。「亞馬遜」盆地的東部和南部、中美洲的「加勒比海」低地、「蘇門達臘」 (Sumatra)和「婆羅洲」 (Borneo)的雨林、以及「喀麥隆」 (Cameroon)和「加彭」 (Gabon)的雨林，目前仍是持續進行著伐木、開礦、和農業開發。類似山區，半乾燥地區通常可支撐的人口密度較低，但大部份也已經被部份的或是完全的被畜牧業干擾(開發)。大部份的印度次大陸，以及中東和非洲的「Sahelian」地區，都是屬於這一類型的地區。
　　與棲息地喪失相比，過度狩獵直接造成物種滅絕的是比較少，但卻是更廣泛。特別是在熱帶和亞熱帶地區，大型哺乳類和爬虫類、有價值的鳥類、和豐富的魚群，現在都已經因為過度獵捕而從熱帶雨林至珊瑚礁區的許多生態群區中消逝了。於亞馬遜盆地最被喜愛獵捕的鱷魚，「大黑鱷」 (Black caiman)，經過在整個亞馬遜流域過度的獵捕後，其族群已經幾乎是完全的消失，甚至是在伐木和移民都未到的森林區內也消失了。有些情況，於干擾後，景觀是可能再度的回復，但是在過度獵捕後，物種(獵物)通常是永遠無法回復。這就如同於美國東部的「Appalachian」森林，今日只剩下兩種大型哺乳類，「白尾鹿」 (white-tailed deer)和「黑熊」 (black bear)；但是於200年前，這各地區仍有「麋鹿」 (elk)、「林地野牛」 (woodland bison)、「山獅」 (mountain lions)、和「野狼」 (wolves)等大型哺乳類。按對大型動物具有重要生態功能的瞭解，過度狩獵和魚撈目前應該已經是成為破壞許多自然生態體系的顯要因素71。
　　外來種的擴散是脊椎動物所面臨的第三個主要問題。外來入侵的物種已經傷害了幾乎是全世界所有熱帶和亞熱帶島嶼的生態體系，而且也已經重創淡水體系，特別是於美國和溫帶地區。現今，大部份生態體系的災難式崩解，如維多利亞湖的慈鯛、太平洋島嶼的當地鳥類、以及較少被注意的加勒比海的島嶼本土哺乳類的滅絕等，外來種的侵入都被認為是主要的肇事因素72。
　　脊椎動物現今面臨的問題，還有於不久的過去就一直存在但仍未到處都有的污染，然而現在已經可能會到處都有了。其中有一項是生物食物網受到合成化合物（如農藥、溶劑、和工業使用的許多化學物質）的系統性污染。污染和化學殘留已經導致一些美麗的脊椎動物大量死亡，偶而會造成一些物種，特別是鳥類，陷入滅絕的邊緣，但其規模仍是小於棲息地的喪失、過度獵捕、和外來種入侵。然而，假若慢性累積增加持久性有毒的化學物質仍然持續的下去，這情形可能會有所改變73。
　　全地球已經沒有一個角落可以免除化學的污染。黑腳信天翁遨翔生活於海上，以及在太平洋小珊瑚礁上繁殖，但是其體內已經含有「DDT」、「PCBs」、和「戴奧辛」 (dioxin)類的化學物質，且其組織含量濃度竟然如同生活於美國工業化的大湖區之禿鷹。信天翁體內的化學污染物被認為主要是來自日本都會區垃圾焚化爐所釋放出來的空氣污染物。合成化合物也是造成歐洲和美國蛙類繁殖失敗和發生畸形現象的主要原凶。我們已經知道於目前的生態食物網中存在的許多有毒的物質，這已經可能會對吃食魚類或野生動物類的人類之健康有害。假若這個趨勢持續，由於化學物質而滅絕的物種將會更顯著的增加74。
　　另一個對生物龐雜度的終極影響尚未出現的可能大問題是全球氣候變遷。假若目前科學界對氣候變遷的速度和幅度的預測被證明是正確的，那預計將來的下一個世紀中，自然群區將要面臨一系列空前的壓力。暖化的氣候可能是會改變季節的時程、雨量分佈、海流、和地球維生體系的許多部份。於過去演化的年代，激烈的氣候變遷的生態影響通常可用遷移作為緩衝。某個地區可能枯乾而造成動物或植物無法生存，但其他的某些地區有可能變成更潮濕，因而可以接受新的移殖遷入。現代愈來愈多的物種都只侷限在孤立的殘留區，想要做補償式的遷移已經是愈來愈不可能75。
　　脊椎動物所面臨的現在與未來的壓力，呈現出假若我們的政府和經濟體系仍以目前的軌跡發展下去，我們遺留給未來的生態資產將會消逝很多。這樣的推測是假定脊椎動物的狀況可以正確的顯示全世界其他各種生物（植物、昆蟲、珊瑚、節肢動物等等）的命運。另一方面，這些生物通常不會如同脊椎動物被人類視為資源而消耗，如此是可以減輕其易於滅絕的敏感度。然而，植物和無脊椎動物也傾向於有很多特有物種，侷限分佈在小地區的獨特棲息地。這項特徵是會增加其因棲息地喪失或外來種入侵而造成嚴重的問題與滅絕。
　　動物學者也已經研究出一些著名的無脊椎動物的族群衰減和滅絕。於美國有300特有種或特有亞種的淡水蚌類，其中有約7%已經滅絕，同時有40%因多項因素（築壩、水質惡化、和外來種入侵）而已經陷入危機中。於「阿拉巴馬」(Alabama)州的中部之「Mobile」河盆地，也是有相類似的因素，造成全世界龐雜度最高的淡水蝸牛類幾乎完全被摧毀。約有119種本土蝸牛，其中有38種已經消逝了，剩下來的80種中有71種已經邁向滅絕的道路。於夏威夷，以及其他至少20多個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的島嶼，為控制入侵的蝸牛害蟲，人們有意的引入「玫瑰狼蝸」(rosy wolfsnail)的掠食者(中美洲的特有種)以及寄生性的扁蟲。這是規畫不當的生物防治計畫，現在已經產生很多的副作用，摧毀了印度-太平洋島嶼上的許多美麗蝸牛。狼蝸和扁蟲目前已經是造成超過250種特有蝸牛的陷入危機或滅絕的最大殺手76。
　　記錄衰減的文獻顯著的呈現出無脊椎動物和植物如同脊椎對物，對棲息地的喪失、入侵物種、和相關問題，有同樣的敏感度。研究者肯定我們所面臨的挑戰不只是保衛脊椎動物的安全，而應該是保護整個生物龐雜度的完整。有許多人想到的生物龐雜度的保育，出現的印象可能就是動物園、水族館、和植物園等，這些是保護稀有動植物的現代版的人造方舟。某種方面，這個印象是正確的，這些都是對保育工作很重要的機構。動物園、水族館、和植物園是許多瀕危物種的最後可殘留的地區；而且這也是主要的環境教育的場所，以及繁殖物種提供生態復育的地區。
　　但是對大部份的脊椎動物和其他生物龐雜度，地球本身才是牠們唯一可安全生存的方舟。當為拯救一些陷入危機的物種，而進行再引入計畫的過程時，必要還有更大的努力去減少我們對自然體系的壓力。假若我們仍持續目前的趨向，未來的自然將會變成簡單化的生態體系，喪失許多的生物龐雜度，以及其過去對人類的服務價值。然而，這未必然會有這樣的結果。我們仍然還有些時空可以維護生物龐雜度，有許多人努力的只是為這些事，更好的保護區經營管理、落實各種棲息地保護計畫、為保護生物龐雜度強化更有效的國際公約、以及建立一個更生態的，且能與社會（需求）平衡的社會。
 
 
 

保護棲息地

　　讓野生動物有「避難所」(sanctuary)，全世界首要的一項法源是美國於1973年通過的「瀕危物種保護法案」(Endangered Species Act，簡稱「ESA」)。這項「ESA」法案讓聯邦政府有廣泛全力去保護由美國魚類和野生動物服務官方機構所判定的瀕危物種。按「ESA」法案，約有900種北美洲的物種已經得到聯邦的保護，這些物種將獲得更多的研究、繁殖幫助、和限制人類於其棲息地的活動。這法案於1973年列入的128個物種，其中約有59%目前的狀況已經穩定的改善了，或是如同美洲鱷魚和「褐鵜鶘」(brown pelican)已經是完全成功的恢復，甚至成功到從原本的表列中完全除名了。但是這由「ESA」來的按「一種一種」的保護方式，現在可能要中斷了。於美國中部地區，土地開發帶來的壓力已經正在瓦解整個自然群區和棲息地。按「ESA」法案的認證物種狀況的腳步已經跟不上衰減的物種增加的數目，至少有超過4,000個候選物種仍再等候最後的評定。因為對危機物種的維護是相當貴的經費支出，棲息地的保護是國家為生物龐雜度的最佳長期投資77。
　　保衛某個棲息地區，首先要瞭解這個棲息地惡化的原因。這包含要研究生態的變動，如外來樹種入侵本土生態體系後所造成的變動，以及也要分析人類變動的關連。例如：於巴拿馬的「Darien省」對熱帶森林的開發，是綜合來自許多不同的目標和行動的結果；這些來源包括：商業伐木公司、小地主（長期住民和剛遷入的居民）、大地主、政府官員、遠方的消費者、國際開發機構、和甚至是保育者。人口的成長是社會發展的趨向，這通常要牽連到野生棲息地的喪失。於「Darien省」，目前仍是巴拿馬人口最少的省份，人口量由於1970年的22,000攀升到於1995年的55,500，於這段期間，全省森林的覆蓋度就從94%下降到65%。政治和社會經濟因素，諸如一個國家的土地和收入的分配可能甚至是造成野生棲息地喪失的更重要因素。於「Darien省」，最大規模的伐木是來自巴拿馬西部和中部移民來所造成的。他們維持生活的方法是牧養牛群，這需要有廣大的「清理地區」-。自從進入「Darien省」的「泛美公路」 (Pan-American highway)於1980年建設完成後，大量移民才得以踴入。移民要遷入「Darien省」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其原來的故鄉大部份的土地都集中在少數幾個大地主手上，讓牠們過著很貧窮的生活，且難有機會改善其生活78。
　　國家政府機構面對棲息地喪失的保護途徑已經有建立國家公園、野生動物「保護區」(refuges)、森林保留區、海洋「保護區」(sanctuaries)、和其他各種正式的保護區。於本世紀以來，各國都有逐漸增加保護區的數量和範圍。目前全地球約有10億公頃的地區經官方規畫為保護區，這個大小約略等於加拿大79。
　　保護區保障世界上一些重要的自然寶藏，且對「依靠保育」(conservation-dependent) 的脊椎動物，已經有很大的幫助；因為若沒有如此，牠們必然將會走上滅絕之路。譬如，於非洲的東部和南部，這些包含約40種地區著名的「巨大動物相」(megafauna)，如長頸鹿、土狼、角馬、和黑班羚羊。這些動物的族群目前已經脫離危機，這主要都是因為當地國家的廣泛保護政策之落實結果。然而儘管有這些著名的成功案例，目前僅有保護區政策可能仍無法保護地球上大部份的生物龐雜度80。
　　造成其對保護物種的有限性之主要原因之一是保護區並不一定是有高度龐雜度的地區。譬如說，冰凍的山峰是顯著的且易成為國家公園，因為其有壯麗的景色且沒有開發的壓力，但這並不是物種龐雜度的「熱點」(hotspots)。雖然全世界於1990年至1995年間總共增加1,431個新的保留區，總面積達22,400萬公頃，這的數值是比以前任何五年的統計都還高，但這些大部份是來自少數幾個於人口密度低的沙漠地區和高山地區的貢獻，如沙烏地阿拉伯的廣大沙漠、中國西部的青康藏高原。然而，許多有高度生物龐雜度的生態體系，從熱帶的濕地和乾林至溫帶的河流盆地，仍然是鮮少有正式的保護行動81。
為能幫助未來的保護區盡可能的可以落實保護生物龐雜度，保育組織將生物龐雜度的熱點寫在紙上。「鳥生活國際化」的組織已經標示出全球218個地區，於有限的範圍（小於50,000平方公里）含有很多的鳥種。約有四分一的所有鳥種屬於此類型，總共包含74%的所有陷入危機的鳥種。這些稱為「特有鳥種地區」(Endemic Bird Areas)，只佔全地球陸地面積的1%，但已經有一半的面積已經被變更而消失了。這些地區也可作為其他較不為人知但可能有很高特有種類的保育指標。「世界野生動物基金」(World Wildlife Fund)和「自然保育機構」 (Nature Conservancy)已經開始標示「生態區」(ecoregions)，以特殊的植物和動物龐雜度界定的地理區域，這可幫助權重各項保育行動。生態區最近已經完成標示美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另外相同的工作，目前也在亞洲-太平洋地區進行中83。
　　保育學者也比較各種生態群區與保護區的分佈情況，這稱之為「落差」(gap)分析，找尋沒有保護區代表的生態群區。以哥斯達尼加為例，這個國家雖然已經有最進步的保護區體系，但是大部份的保護區都是在海拔1,000公尺以上或是在海拔50公尺以下的地區。如此結果，山腳下孕育有豐富的物種之森林棲息地區卻缺乏官方設立保護區的代表。這些中海拔森林地區也是哥斯達尼加人民居住和生活的地區，因此森林的開發與切割是最為激烈，也因此是保育需求很高的地區83。
　　保護區計畫的一項甚至更大的困難問題是在缺乏執行力。於紙張上，政府機構平均劃定了約6%的國土和領海作為保護區，但是大部份的保護區都是沒有實質的保護。這些是所謂的「紙上公園」(paper parks)，常見於發展中的國家，雖擁有世界生物龐雜度的主體，但對經營管理保護區卻花最少的經費和最低的專業能力。於許多國家，特別是發展中的世界，負責保護區經營管理的機構和單位往往都是低經費且少人力的。以非洲為例，於1980年代末期，各國政府對保護區的預算僅有最低標準花費的五分之一。巴西於「亞馬遜」保護區的看守者，平均每位要管理超過6,000平方公里的地區，比美國的「德拉瓦州」(Delaware)還要大。而且，許多政府負責自然資源管理的機構，往往是政治上的邊遠單位，有很少的政治影響力。這造成他們很難有能力面對外來的壓力，特別是來自其他政府機構的政策引導出來對保護區的威脅。如此，許多官方劃定的保護區，仍然可能有伐木、農業發展、開礦、盜獵、和各種傷害的活動84。
　　這種對保護區的欠缺承諾，讓其要解除保護區變得如丟下一枝筆那麼的容易，特別是在自然保育資源開發可獲得短期立即的利潤情況下。譬如：印度官方為砍伐樹林和築壩工程，就於1992年縮減了三分之一的「Melghat老虎」保護區的範圍，以及於1995年的「Gujarat State」會議中，就為開礦公司的企圖開發當地的煤炭、礬土礦、和石灰石等礦產，而將「Narayan Sarovar」保護區的超過40%的土地轉交給開礦公司。「Narayan Sarovar」保護區是許多野生動物的家園，包括野狼、沙漠貓、以及「印度瞪羚」 (Indian gazelle)已知最大族群的生活地區85。
　　「紙上公園」症候群有其深的根源，因為部份顯示出其缺乏對野生動物和自然棲息地保護的政治承諾。這是無法單純運用增加來自國際經費的贊助就可以治癒的。為建立對生物龐雜度保護的廣泛基礎，於不同的社會可能有不同的策略，但其中有兩項基本策略是到處都可用的。建立於學校（最好能從小學就開始有）的環境教育課程，這可以幫助人們瞭解自然體系的複雜情況，以及要有智慧照顧它們的重要性。另一項基本策略是推動「文化敏感度」(cultuarally sensitive initiatives)，用以回復當地住民對自然資源經營管理的角色，特別是於有保護豐盛的生物龐雜度之傳統文化地區86。
　　生物龐雜度相關的教育，可以有很直接的效果，倘若社區的長者可以對其兒孫敘述其生活土地上相關各種動物和植物的故事。於墨西哥的西北部，沿著「Cortez」海岸的「Seri」印地安原住民，學校老師、長者、和保育學者共同為社區學校編撰一本含有傳統「Seri」民謠的教科書。這些傳統「Seri」民謠反映出傳統游牧狩獵和採集文化的豐盛且複雜的智慧。這些內容包含其生活環境的動物、植物、海洋、和沙漠。於美國的學校老師，現在已經可有超過200種的課程手冊、錄影帶、海報、和其他教育資源，讓各個不同年級的學生瞭解生物龐雜度。這些材料於發展中的國家通常是欠缺的，特別是在鄉村地區，但這仍可有許多途徑將保育的訊息傳達到。於印尼，一項森林教育計畫是運用傳統的皮影戲來傳達；於「烏干達」 (Uganda)，草根發展組織則是用民間戲劇和舞蹈表演來解說如水土流失和生物龐雜度喪失的環境主題87。
　　保育學者企圖想要以公園的方式保護的自然財富，大都是在有「當地住民-」長期生活經營管理的土地和水域。於亞洲、非洲、和美洲，都有長期建立的當地社區，具有視為神聖的保護森林、山脈、和河流的文化傳統。已位於「Sierra Leone」的一些地區為例，當地保存最好的森林地區就是當地住民維護的，視為聖山的地區。貫穿整個中美洲，從「瓜地馬拉」 (Guatemala)和「貝利斯」 (Belize)的「馬雅低地」 (Mayan lowlands)至「巴拿馬」的「San Blas」海岸雨林區等一些殘留茂密森林地區，以及一些孕育龐雜物種的珊瑚礁和其他海岸生態體系，都與原住民家園土地分佈，神奇的相互重疊。當地的住民通常有很豐盛的知識，他們知道當地的氣候變化、他們知道生命體產出強大的生物化學物質、他們也知道各種生物會成長在那裡88。
　　於這樣的情況，環境教育和保護區經營管理必要雙方向著手。保育學者可以從當地生活在此地區數個世代的人們，學習到很多相關生物龐雜度的知識。自然地區保護的最大錯誤就是強迫長期生活在當地的原住民遷離新劃定的保護區範圍。遷移這些原住民或是禁止他們持續使用野生動物和植物資源，這已經在世界各地產生很多的負面影響。有些情況，當地住民可能會有意的忽視原本歷經許多世代有智慧經營管理的植物和動物資源89。
　　從外界而來的保育行動往往有搖擺不定的歷史；過去成功的案例往往都是可以將保護區所得的利潤轉移給居住在其內和周遭的人們。「尚比亞」 (Zambia)就運用此方法至其「狩獵經營管理區」(game management areas)，簡稱為「GMAs」，這是環繞在國家公園四周的緩衝地帶。國家公園和GMAs原本都是由來自國家中央政府經費支持的「公園和野生動物服務」(Parks and Wildlife Service)機構經營管理。於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早期，於這兩個地區的盜獵都非常的猖狂。面對這項問題，尚比亞政府轉而將從公園和「GMAs」獲得的基金（主要是來自游獵隊的許可費）直接給保護區的經營管理工作和當地的社會機構。另外也雇用當地村民為「狩獵偵查員」，並讓當地的領導者，村長和宗教首領，有權力可以決定雇用人選90。
　　於「Lupande」地區的「GMA」，新管理方法於1985年開始實行，當地村民從原本認為「GMA」是遙遠的政權頒佈剝奪他們的野生動物資源的法令，轉而看到這些野生動物又再度可以對他們有利益了，因此現在就必要保護以免除外來者侵犯。而且，村民偵查員提供非常有效的巡察工作，比過去的公務偵查員(官員)還要有效。村民偵查員比較瞭解其家園附近的各種情況，可持續不斷的工作、以及和當地的領導和其他村民共同合作阻止盜獵。如此結果，於1980年代末期，當地的大象族群和其他野生動物就都有回復的現象，尚比亞政府也將這項新管理方法推廣至全國所有的「GMAs」地區。「辛巴威」 (Zimbabwe)也同樣採用類似的野生動物經營管理方法，稱為「CAMPFIRE」計畫，同樣也得到相似的正面結果91。
　　由於全世界約70%的保護區，目前仍都含有人類的社區，於即將來臨的21世紀，保護棲息地的安全除了要有生物性的工作外，將持續還要有社會性的工作。自從1970年代，已經有多樣的方法在進行，諸如：「生物界保護區」 (biosphere reserves)、以及整合「保育和發展」的計畫，都是再尋求將保育融合入社會體系。最後的成功將取決於保育學者、政府機構、和當地住民的承諾與能力，以及當地住民對有信心於長期使用土地、社區發展、運用自然資源、和其他棘手事件的處理。這是對任何人都很困難的工作。森林學者「Jeffrey Sayer」於其保育和發展計畫內提到，「若能有個人或一小組人可以承諾長期的完全投入處理某個地區的保育問題，如此才能真正瞭解到當地住民的價值觀和需要，因而才有可能完成好工作。」92
　　有一項將社區和保育的關注結合在一起的行動，是發生在「尼泊爾」 (Nepal)的「Annapurna」保育區計畫（Annapurna Conservation Area Project）簡稱是「ACAP」）。「Annapurna」保育區面積有7,600平方公里，擁有地球上最壯麗的山勢景觀，最高峰超過8,000公尺高，世界最深的峽谷、以及從亞熱帶森林至高山草原等多樣的棲息地區。這各地區庇護著已陷入高度危機的「雪豹」 (snow leopards)和「小貓熊」 (lesser panda)(是中國大貓熊的較小型且紅毛的近親)，以及近乎危機的「喜馬拉雅麝香鹿」 (Himalayan musk deer)、和五種不同的雉雞。「Annapurna」地區也是有11種不同民族，總數近120,000人口的家鄉。於過去數十年來，這個地區已經成為在尼泊爾國家最熱門的登山地區，於1990年代中期之前，每年約有43,000觀光客來訪，徒步登上高山93。
　　於1980年代，尼泊爾保育學者已經認識到，沒有控制的觀光發展將會傷害「Annapurna」的生態（森林和水質）以及傳統文化。但同時他們也瞭解到於如此高密度人口的地區，嚴格的管制國家公園也是不適當的。因此，於1986年，尼泊爾的「非官方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進行一項實驗保育區的計畫，此地區的經營管理是由村落為主體組成的保育和發展委員會（當地稱為「panchayats」）來負責94。
從「ACAP」計畫開始，經政府授權的主管投入相當多的時間與當地住民討論，以及獲得他們的許可（同意）。「ACAP」提供一個直接的伙伴關係，村民負責經營其想要的保育計畫（包含支配工作、東西、和所需要的經費），以及提出並執行保護森林、野生動物、水源、和其他自然資源的各項管制工作。「ACAP」的工作人員則是負責如同一位職員所說的「提高人們對環境的興趣」。這些工作包括：建立地區委員會；介紹相關林業、野生動物經營管理、觀光發展、和其他技術的知識；協調地區的環境教育；以及幫助落實一些小規模計畫，用以提供村莊的水電、培養樹苗、路徑維護、和其他一些基礎建設95。
　　在「Annapurna」，短短不到十年，村民委員會已經讓傳統經營管理當地森林的文化復活；他們保護樹林免於被非法砍伐，並管理來自森林使用費和罰金的收益。這些當地管理的地區對禁止開發稀有樹種的效力，遠高於由尼泊爾國家森林部直接管轄的。村民委員會更進一步的保護野生動物，通常可以有效的完全禁止所有外來的狩獵活動，同時獎勵清除外來者想捕捉麝香鹿所設置的陷阱。有些村民也已經停止原本為保護其家畜，而提供給獵殺「雪豹」者的長期獎金。重建森林和清理的行動持續進行，當地的委員會已經逐漸將觀光事業的發展轉入持續長久的方向。於「Annapurna」地區的許多地方，遊客的住宿、煮飯和熱氣，現在都需要使用「煤油」(kerosene) （由「ACAP」合作贊助燃料所提供）和其他一些替代燃料，如「石南灌木」 (rhododendron)和燃料用的「樺樹」(birch)。有一個地方，就有七間小屋(旅客用)為保護於路徑走廊的樹林，而被拆除遷移到其它地點95。
　　有幾個因素可以用來說明，為何「Annapurna」計畫可以催化當地保育的進展。其一，這項計畫的執行時間超過十年，這比大部份的保育或發展計畫的推行時期都還要長。「ACAP」的工作人員也完成了一項很成功溝通，向村民解釋計畫的內涵。於開始時，大部份的村民對此計畫都抱著懷疑的態度，擔心這是強壓來的國家公園計畫。「ACAP」職員，大多數是雇用當地村民，表現出有良好訓練的、專業的、且有技巧的溝通。這項計畫同時也承諾，如同對生態保育相等的權重協助社區的發展。
然而，或許「ACAP」最大的資產，是計畫的主管願意將所有計畫活動的決策權力下放到當地的村民。這讓工作人員可以自由的專注於發展保育和發展的各種行動和內涵，以及做其必要的修正。譬如，這項計畫也提昇婦女和少數民族余保育委員會的角色；這原本是無法發生的事，因為當地的政治和統轄都是由男人主導。雖然「Annapurna」保育區仍然還有許多事件需要討論，以及許多問題有待解決，但是保育的行動是已經在進展中了97。
　　雖然我們提出的是如尚比亞和「Annapurna」等的成功範例，但這並不保證所有的當地民眾都可以成為相同好的伙伴，保育生物龐雜度。對於生活於該地已歷經數個世代的社區，相對於剛為生活而遷移進來的新住民，兩者對於保育的態度，可能會有很大的差距。於政治體系的腐敗和不公，這也會破壞甚至是很好的保育計畫，當地社區的社會階級或是民族問題也可能會有相同的破壞力。有許多的這些問題就困擾著「中非共和國」的「Dzabga-Shanga」特別保護區。這個地區從1988年以來，就獲得來自「世界野生動物保育基金」支助的保育與發展計畫。「Dzabga-Shanga」地區的住民大多數是從外地遷移來的，且又可分為10個民族，也都沒有建立長期的土地關係。與尼泊爾不同，「Dzabga-Shanga」地區並沒有對森林或其他自然資源的傳統經營管理文化。保育計畫所產生的利益，也比不上當地的買賣野生動物肉類市場和伐木活動所提供的利潤。如此結果，這項計畫已經沒有辦法靠培養基於當地的機構或組織，來維護「Dzabga-Shanga」野生動物和其他自然資源98。
 
 
 

尋求全球解決之道

　　究其根本，脊椎動物種類和生活網之其他網線-的加速喪失，就是來自人類於本世紀以來的空前成長與物質耗用。除非我們可以發展出可平衡人類和自然世界的個別需要，保護區或公園，無論有多好的計畫，都將無法脫離持續衰減生物龐雜度的命運。我們必要限期結束人口的成長、不公平的社會體制、和短視的經濟發展，假若我們想要回復我們星球的生態健康，特別是我們賴以獲得食物、水源、纖維、能量、和其他物質需要等的生態體系。於某方面而言，建立特定的保護區對保育棲息地的效用可能並不大，較重要的是發展出更生態的且是社會可持續的野生動物族群經營管理、糧食和畜牧的生產、能源供應的保障、以及木材和纖維的耗用，而可導引國家經濟和國際的投資。地方、國家、和國際的力量必要連結，才能有效的提供壓力，保護支撐生物龐雜度的生態體系。
　　根據聯合國人口專家的估計，全球總人口數將會從1995年的57億，至下個世紀中期前就會攀升到77億至112億間。人口的成長快慢，將受家庭計畫、婦女教育、和其他社會因素的有效和推廣程度所影響。許多發展中國家是地球上大部份的新人口出生的地區，而且也是庇護地球最大生物龐雜度，以及大部份陷入危機物種的地區。這些地區已在經歷著人口成長對土地、自然資源和社會體系的壓力。譬如：於尚比亞，一些地區的首領已經重獲其經營管理野生動物的傳統權利，同時他們也面臨鄉村人口的爆炸。他們無法按過去的慣例分配充分的可耕地給需要的家庭，大部份好的耕地都已經被取用了，而許多人都必要被迫去耕作更小且更邊緣的土地。如此結果，當地人民和當地的生態都受傷害。尚比亞和其他國家家庭計畫的推廣成功與否，將會決定非洲大陸於2050年時的人口是17億（低度成長率），20億（中度成長率），或是24億（高度成長率）。假若非洲可以穩定其人口數在最低的成長範圍，滿足人口的基本需要之挑戰，以及保護非洲生物資產，才將有可能成功99。
　　事實上，大部份人口的成長，都將會發生在那些較無能力發展較合乎生態法則的國家。這些挑戰，特別是在鄉村，是更加的急迫，因為其自然體系較完整。有時候，生態式的發展早已經存在於鄉村的傳統習俗內，如尼泊爾政府將森林和野生動物的經營管理權還給當地的村民委員會。然而，今日幾乎到處都是在巨大的轉變當中，包含整合入國家經濟體系和金錢收入的需求、人口密度的增加，以及年輕世代廢棄傳統信仰和知識體系。很少有土地經營管理傳統或是地方政治機構可以面對這些趨勢，而能避免其所有地區環境惡質化100。
　　雖然明智的經營管理生物資源和創立一個可持續的社會仍將是社區和國家的工作，但是這些活動於本世紀初開始，也受到來自國際立法（公約）力量的支持，且近二十年來力量的增加更是快速。最成功的國際公約之一就是於1973年簽訂的「瀕危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簡稱為「CITES」，這提供強大的法律工具以控制野生動物和植物的國際貿易。「CITES」的秘書長可要求各國政府提供該國的物種貿易資料，以及要求各國政府依問卷方式提供相關資訊。「CITES」也提供清楚的手冊給負責檢查野生動物進出口和非法走私的海關與檢查員。通過「CITES」，許多國家於1989年簽署同意禁止非洲象牙的國際貿易。過去二十年猖獗的盜獵，使數百萬的大總數衰減至500,000頭以下，但就在禁止令生效後，非洲大象的盜獵程度於許多地區都持續的下降101。
　　但當面對如同象牙貿易那麼複雜牽連關係時，「CITES」和其他國際公約就只是有限的管制而已。國際對象牙的需求，特別是在東亞，於這十年來仍是相當的強烈。擁有野生象群的國家，如「剛果」 (Congo)民主共和國（原名是薩伊，Zaire）正逢政治的不穩定，導致政府管制盜獵的能力因而下降，非法盜獵逐漸增加，持續有報告呈現被非法殺害的大象。國際社會對非洲大象保育的承諾之真正考驗將是在1999年，象牙將於這年開始可以在有限的數量上合法的貿易。「CITES」於1997年的代表大會，已經同意三個非洲南部的國家，「納米比亞」(Namibia)、「波扎那」 (Boswana), 和「辛巴威」 (Zimbabwe)，從1999年開始可以有限量的銷售象牙給日本。這三個非洲國家保證將銷售象牙所得轉投資於保護野生動物行動上。如此小規模的貿易或許可以有益於大象族群，但這必要有很強的監察系統可以將所有非法的都可完全在貿易管道中清除102。
　　「CITES」有些時候，也可以運用制裁和貿易限制。譬如：於1994年，美國就運用其國內的法律，「培利修正案」 (Pelly Amendment)，禁止台灣外銷魚類和野生動物製品進口美國，因為台灣這個國家持續的有老虎和犀牛角的交易，這兩項於「CITES」都是非法的貿易。台灣因而加速「野生動物保育法」的立法，訓練官員負責野生動物的管制，以及發展新教育，推動民眾不要使用瀕危動物作為醫藥。結果，犀牛角和老虎材料就於台灣的市場上逐漸消失，非法走私野生動物的數量則是增加。於1996年，美國官方就因而廢除對台灣的制裁103。
　　雖然如此運用單方面的野生動物保護法規而可以獲得有效的結果，但是大部份的國家對其他國家來的單方面制裁，對其政治和經濟的衝擊往往不大。這項舉動也是相當富有爭議，且於許多國際爭議中，通常會被強烈的反對。國際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WTO」)，就是其中之一，認為運用貿易手段以保護野生動物，這是不合法的，違反「國際關貿總協」(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s，簡稱「GATT」)。於1990年代初期，美國限制從沒有排除誤補海豚的國家進口「黃鰭鮪魚」 (yellowfin tuna)。常常發現與「黃鰭鮪魚」群一起行動的「斑海豚」 (spotted dolphins)，估計於1993年，因為常被捕漁船誤補而衰減了近75%。墨西哥向「GATT」控訴美國的禁止令，隨後「GATT」裁定支持墨西哥。緊接著，美國直接找墨西哥談判，讓墨西哥同意撤回其控訴；並同意使用如同美國保護海豚安全的撈捕鮪魚方法。儘管如此，「WTO」仍然是對環境保護和限制貿易有敵意。譬如於最近1998年，因為亞洲國家撈捕蝦時沒有使用「排龜器」，美國因而禁止亞洲國家進口蝦類產品；但「WTO」就裁定反對美國的這項禁令104。
　　由於單方面的制裁往往產生爭議，一般政府部門可能會不願為環境的理由去實行，除非其國內選民來的壓力夠大。多邊的制裁是更困難協調達成，但一旦達成就會更有效力。「CITES」就有達成有限多邊貿易制裁狀況的權力，如同於1991年對泰國，因為泰國是非法交易瀕危物種的中心地區。泰國政府並沒有企圖去反對貿易制裁，而是只好開始更強化野生動物保護法105。
　　對生物龐雜度的保育工作而言，國際貿易的相關機構還可以幫忙在建立規則用以阻止外來物種的擴散。許多外來物種擴散到新地區，是經由藏匿在貨櫃內，再由飛機、船隻、貨卡車運送。有些國家已經開始認知到來自外來物種對本土物種和群區的的威脅，因而查驗進口的船隻、飛機，以防止有外來物種偷偷侵入。於1991年開始，美國依法必要詳細的查驗所有從關島來到夏威夷的船隻和飛機，目標是找尋是否有「褐樹蛇」，因為其不只一次的被發現藏匿在飛機的貨櫃中。假若「褐樹蛇」也如同在關島，入侵到夏威夷，那這將可能會毀滅這個群島碩果僅存的一些當地本土鳥類106。
　　國際社會面對生物龐雜度的危機，所表現出的意志力考驗是在1992年於巴西的「里約熱內盧」 (Rio de Janeiro)所召開的「地球高峰會議」(Earth Summit)所簽訂的「生物龐雜度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簡稱「CBD」)。目前全球已經有172個國家簽署，「CBD」是有法律效力的協議，各國政府承諾致力於扭轉全球生物龐雜度衰減的趨勢。於這個公約之下，各國都必要致力於保育生物龐雜度的工作，諸如：規畫國家公園、森林保護區、和其他各種保護區；確定相關生物資源的運用（如伐木、漁業、畜牧業）是合乎生態原則；確保基因資源的利益（如可以培育新品系的傳統農作物的各種品種）可以公平的分享。為落實這些，各國政府還需要做一些進一步的工作（參考表9）。107
 

表9.「生物龐雜度公約」對「簽署國家」的要求107。
 -- 採用國家生物龐雜度策略和行動方案。
 -- 建立全國保護區體系。
 -- 採納可以產出對提高保育和生物資源持續利用的誘因。
 -- 回復惡質化的棲息地區。
 -- 保育陷入危機的物重和生態體系。
 -- 盡可能的減低或是避免生物資源的使用對生物龐雜度造成衝擊。
 -- 尊重、保護、和維持當地和原住民的知識、創新、和風俗。
 -- 確保生物科技產品應用的安全性。
 

　　「CBD」比其他的環境公約，是更加的完善。至今仍沒有國家可以通過其考驗。美國就是一個仍未簽署此公約的國家。「CBD」要求每個簽署國家都必要提出保育該國生物資產的國家策略，第一次提出的期限是1998年元月，但是不到一半的簽署國家按期提出。於1991年至1997年間，贊助國承諾提出超過33億美元支持「全球環境設施」(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簡稱「GEF」。「GEF」是於1991年建立，參與「聯合國發展計畫」(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簡稱「UNDP」)、「聯合國環境計畫」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簡稱「UNEP」、以及「世界銀行」(World Bank)，一起推動相關全球環境的問題。至目前，「GEF」基金的38%已經分配用到支持保育生物龐雜度的156個獨立計畫。但是，甚至是在「GEF」之中，富有國家已經沒有達到其應負有的經費責任，為保育提供「新的」和「額外的」經費。國際贊助保育生物龐雜度計畫的每年總經費（包括減少人口成長計畫、對抗伐木、提昇婦女於發展上的角色、可持續農業和濕地經營管理能力），已經下降11%，從1987年的64億美元下降到於1994年的57億美元108。
　　「GEF」花用於保育的基金，所獲得的效果，是有理由被質疑的。經過獨立的評價發現花用很多經費在冒險的、執行差的計畫，這些對生物龐雜度保育，可能都只有「邊緣的貢獻」(marginal contribution)。「GEF」這個組織於1994年就因而重新調整。有趣的是，「GEF」支助計畫中比較有效用的，是一些小額經費的計畫，低於五萬美元的計畫。這些計畫包括：土耳其的海岸地區經營管理計畫、以及菲律賓保存當地具有醫藥價值的植物基因庫之計畫，這項計畫相當的成功，因而再獲得來自丹麥、加拿大和其他國加的額外贊助109。
　　雖然落實腳步的緩慢，反映出各國政府對是否強化「CBD」的意願是矛盾的，但這是對保有國際機制激勵自我進步的共同承諾。假若能完全的落實「CBD」，這將可以有效降低來自國際普遍現象（快速成長和經濟全球化）對生物龐雜度的衝擊。增加長距離的經濟串連各地的自然資源，各國富有自然資源的地區的消費動力往往是來自遙遠的城市和其他國家。於有些案例，這種外來的經濟關係引發的環境惡質化，是比其滿足內部需要（如地區人口成長），還要更嚴重。
　　一些對生態有最大傷害的人為活動是來自商業和個人，包括肆無忌憚的開發者和合法的投機事業，不管造成環境和社會的傷害，企圖快速獲取開發(伐木、漁業、礦業、等)的利益。鄉村社會的和來自外面的開發力量，這兩者的政治力量通常存在有基本的差距。毫無顧忌的開發通常是如同外來的軍團，例如：外國的船隻於尼加拉瓜的加勒比海撈捕魚類和龍蝦；印尼、馬來西亞、和法國伐木公司於非洲的加彭和喀麥隆雨林砍伐森林；商業養蝦場於印度和「宏都拉斯」 (Honduras)污染沿岸水源和破壞當地漁業；開礦者從金礦區排出有毒的汞分子污染亞馬遜河床。這些活動通常是有跨國公司支持的。跨國公司於最近幾年，於各國放鬆關稅限制中，獲得國際普遍友善的歡迎，因而拓展其商業範圍。對「發展中國家」(developing countries)擁有自然資源開發權的公司和精英（權貴）之其他基本利益，通常是來自該國政府的津貼和獎勵110。
　　資源開發活動快速增加的一個理由，就是「發展中國家」承擔很重的國際負債。來自外國的伐木公司、開礦公司、或是撈捕漁業者提供的外匯增加的誘惑以及財經上的壓力，這些政府通常只好慷慨的開放森林、礦產、和漁場。而且這些開發的特別許可，通常可達到國家資源的開發前哨區，仍未受干擾而富有生物龐雜度的地區111。
　　「發展中國家」沈重的債務負擔，也降低其實行保育的能力。各國政府想要獲得國際債權的疏解，必然要接受來自「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簡稱「IMF」，的「結構調整」(structural adjustment)-計畫。於「IMF」改變各國財政狀況的過程中，「IMF」所提出的各項限制，這對該國政府有決定性的影響力。這可以影響該國政府對公共政策的立場，如同從環境律師至森林保護者等，這些於國家層次上經營管理自然資源的公共政策112。
　　面對債務危機的其他有些方面，已經有對環境有益的情況。自從1980年代，有一些國際債務免除的計畫，讓該國政府使用投資於保育計畫的經費，來交換減免一些債務。這種「債務與自然的交換」已經於16個國家實行過，總共產生近1.3億美元的當地保育經費。有些案例，這些金錢已經運用建立保育基金，持續的資助自然地區的經營管理或其他相關計畫。
　　然而，整體而言，無論是「債務與自然的交換」或是其他債務免除計畫，都沒有明顯的削減對各個「發展中國家」的總債務，其債務仍然持續的成長，於1995年就已經超過2兆美元。明顯的，國際債務的削減必要更大規模的進行，如此才有可能讓這些國家政府可以脫離債務的重擔113。
　　另外一種堵住生物龐雜度的流失之途徑，就是支持另類的發展，對環境比較友善的生活方法。「生態旅遊」(ecotourism)，旅遊於自然地區，欣賞本土種、、以及傳統文化的活動，這是一般比較可被接受的另類經濟活動，這可以用最小的傷害從自然資源獲取價值。「生態旅遊」於泰國的「普吉島」(Phuket Island)已經激勵當地社會保護珊瑚礁。「生態旅遊」於「哥斯達尼加」(Costa Rica)是賺取外匯最多的行業，同時也幫助國家保護自然資源。
　　生物龐雜度的探勘，找尋可能產生新的化合物、藥物、或基因的物種，這是另類的獲利來源，特別是保護富有物種的自然資源地區，如珊瑚礁和熱帶森林。製藥公司和富有物種的熱帶國家，於近幾年來，共同簽署一些生物探勘的合約。「Merck」公司與「哥斯達尼加」國家生物龐雜度研究機構(National Biodiversity Institute，簡稱「INBIO」)合作，「Glaxo」公司與非洲「迦納」(Ghana)，「Novo」公司活躍於「奈及利亞」(Nigeria)，以及「Bristol Myers Squibb」公司則是於南美的蘇利南共和國(Suriname)，與保育者的國際銀行團、原住民傳統醫生、和蘇利南製藥廠合作114。
　　「生態旅遊」和「生物探勘」對「發展中的國家」而言，是有效的獲得外匯的途徑，同時也影響到該國家的環境政策。然而，這對當地社會和相關保育計畫的實質利益是相當有限的。實現這些利益，有賴於「生態旅遊」和「生物探勘」的建構與管理，以及參與者。假若生物探勘是運用到原住民傳統文化經營管理的動物相和植物相，那就應該要與當地原住民代表以及國家政府協議共識。協議內容必要有清楚的說明，以保障相關公司從生物探勘所獲得的利益，以及商業化後的專利金必要回饋給當地和物種的保育。來自旅遊的利益，應要導入當地的保育或社區發展基金，而不只是在改善觀光業和國家的財政。當地的住民也應該要如同澳洲的許多原住民社會一樣，決定何時(when)、何地(where)以及開放多少(how many)遊客可以進入保護區，甚至如同於國家公園，也可以有當地住民信仰的神聖地區115。
　　不幸的事，政府和經濟權貴通常容易一面支持如「生態旅遊」，但同時於另一面也鼓勵「短視的」自然資源經營活動。若要改變這種情況，國家政府的許多基本政策都需要修正，諸如：刪除對於砍伐當地森林的畜牧業之補助津貼（如巴西於1980年代末期所做到的），以及重新修正國家土地與海洋的所有權法案，以維護對土地和海洋資源有文化傳統關連的原住民權益。於增加對適當的自然資源經營管理過程中，這些改革是必要的。假若可以減低現存對開發型（會傷害生物龐雜度）的經濟活動之津貼，這將才可看到明顯的進展。譬如，於「生物龐雜度公約」實行的起初三年，贊助國提供約180億美元推動國際保育相關的計畫。然而於同一時期，全球對傷害生物龐雜度活動的津貼，如過度漁撈、開路、和過度燃用化石燃料等，總共高達1.8兆美元，有100倍之多116。
　　值得注意的事，各國資源的開發都是為消費者的需求，特別是生活於「已發展國家」和「快速工業化國家」的人們。於1997年，系列大火橫掃印尼島嶼(Kalimantan 和Sumatra島嶼)的廣大地區，摧毀超過100,000公頃的熱帶雨林和「泥碳沼澤森林」 (peat swamp forest)，這些地區是許多瀕危物種如亞洲大象和橘猩棲息的關鍵地區，同時也造成七千萬人口陷入霾害-中。這些大火大部份開始是來自176個公司和特權人士利用不尋常乾燥的「聖嬰」(El Nino)現象，燒墾土地為大量（工業化）種植「紙漿樹木」(pulpwood)和「油脂棕櫚樹」(oil palm)。這種被稱為「現鈔作物」的「油脂棕櫚樹」，可以產出食用植物油，受到印尼政府特別的鼓勵種植。印尼國家的棕櫚食用油的出口總量從1987年至1997年上升了162%，從98.6萬噸提昇到258萬噸。最近，蘇哈托(Suharto)政府仍是認為農業量化發展是讓印尼脫離目前經濟危機的根本方法，「油脂棕櫚樹」的種植面積規畫於未來兩年內從目前的200萬公頃擴展到300萬公頃117。
　　印尼增加紙漿的產量主要是為工業化國家（如日本和美國）的需要，印尼出口「棕櫚食用油」於國際市場上成長最快的對象是中國。因為人口的成長和經濟成長的結果，中國每年消耗的食用油已經從1987年的3,160萬噸逐漸上升到1997年的4,300萬噸，中國無法以其國內生產量滿足其人口對食用油的需求，所以轉而向國際市場尋求。中國每年進口「棕櫚食用油」於最近十年增加316%，目前總量高達150萬噸。這些事件串聯起來顯現出，當今全球經濟成長是如何付出生態代價的，無論是於北美洲、歐洲、亞洲或是其他新興市場，獲得利益的通常沒有付出代價-。這帶來的不只是生物龐雜度的受害。於印尼，取代原生生森林的經濟種植，帶給當地生活的農夫是剝奪其原生森林食物，這是傳統在收成壞的時期所依靠的食物。而在這個聖嬰乾旱年，「Kalimantan」地區的稻米收穫量當然會是很差118。
　　於國家和國際關係上，融入更生態的和社會的考量之另一個途徑，是提供產品符合高環境和社會標準的認證。目前已經有的「環境認證」(Environmental certification)計畫，做得最徹底的是「可持續伐木」的認證，這是依據由環境團體、原住民代表、進步的森林學者、以及商業代表所組成的「森林領導委員會」 (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建立的一致標準。於1997年，有超過600萬公頃的森林地區已經因為其有合乎生態的經營管理，而獲得這項認證。這雖然仍只是全球森林資產的一小部份，但是獲得認證的伐木操作地區已經在快速的成長。世界銀行財團和環境與商業代表贊同，於未來十年內，將獲得認證的森林經營管理區增加到2億公頃。尋求認證的伐木公司，需求最大的是在美國和歐洲。譬如於英國，已經有75家採購團體，約佔全英國木材消費量的25%，已經承諾逐漸對沒有取得認證的木材生產取消所有訂單。至目前為止，於亞洲，伐木認證的需求仍是很低，雖然這個觀念已經引入日本，世界最大的木材輸入國119。
　　認證計畫對我們星球生物龐雜度資產的保育，也可以提供一些特別的好處。於美國，許多於北美洲繁殖的遷移性鳴鳥，都是飛到墨西哥至哥倫比亞地區的咖啡園區過冬。傳統的咖啡灌木叢是生長在當地原生樹木之下。不幸的事，這種在樹下的棲息環境消失了，因為更密集的栽種以及改種植耐陽光高生產量的品種。如此讓遷移鳥類喪失了許多可以過冬的棲息地區。認識到這種傳統的遮陰咖啡種植對遷移鳥類和其他野生動物的重要性，「雨林聯盟」(Rainforest Alliance)組織為拉丁美洲「遮陰咖啡種植」建立一種「認證」計畫。參與的咖啡農地必要有樹林覆蓋，以及經營管理也要合乎一系列的環境和社會的標準，諸如：限制農藥施用、控制水土流失、提供工人公平的待遇，以及接受環境教育的訓練。來自瓜地馬拉，獲得認證的「遮陰咖啡」，強調比一般的咖啡更具環保價值的咖啡，現在於美國可以在11個咖啡批發經銷商和郵購商，以及零售商購買到120。
　　所有這些途徑呈現出，於這個愈來愈擁擠且愈互相關連的世界，我們為保育生物龐雜度所能做的最重要事項，可能是其中最不直接的事項。鳥類、哺乳類、蛙類、爬虫類、魚類和其他生物龐雜度的命運，並不太依賴於公園（國家公園和保護區等）內的情況，而是取決於我們的生活、工作和從何處獲取生活的需要等等的狀況。為讓生物龐雜度和野地有呼吸（喘息）空間，我們必要減少我們自己對這個星球的印痕。換句話說，這就是穩定人口，提高對物質和能源使用的效率，以及對國際貿易必要有社會的和生態的仔細考量。這也代表要有智慧的規畫社區，以及提高教育標準，讓人們普遍瞭解到我們對歷經32億年的生物資產之保護責任。最根本的，這指的是要創立一個低物質耗用，且更有環境認知的生活方式121。
　　人類終究不是恐龍。我們是可以改變的。甚至是在目前的大滅絕中，我們仍然可以控制著我們的未來，但我們若是延遲行動，這將是愚蠢的。仍未知數目的物種之命運，依靠著它。同樣的我們小孩的命運，也是依靠著我們可否開始勇敢的去行動。
 
 

全文完結

- 譯註：有高的新陳代謝率，這主要是因為恆溫所造成的。因要保持恆定的體溫，這是很耗能的。
- 譯註：Red List可能也翻譯成「紅皮書」，但為忠於原味，所以譯為「紅表」。
- 譯註：diversity，或是bio-diversity，這同樣都是生態學的名詞。Diversity的華文翻譯有很多樣，譬如有「多樣性」、「歧異度」、以及「龐雜度」等。
- 譯註：基本建構(infrastructure)，這是指各種生物所形成的生活網路。換句話說，就是食物網上各種生物所建構出來的網路。
- 譯註：wildlife一般是指「野生動物」，但近代學者認為應還原至其字面的原意，也就是「野生生物」。
- 譯註：這裡的「原住民」，指的是「原來住在此地區的人民」。不一定是我們一般所謂的「原住民族」
- 譯註：sustainable， 一般是翻譯為「永續的」，但其原意是只有「可持續的」。「可持續的」並不等於「可永續的」。
- 譯註：developing countries， 一般是翻譯為「開發中國家」，但這是錯誤的翻譯。Developing的原意是「發展中」。其評定的標準是依國家發展的成熟度，與開發程度並無直接的關連。已發展的國家(developed countries)，往往比較有能力保留較多的為開發資源。
- 譯註：美國人稱之為「game birds」，意指是狩獵（遊樂）用的野生鳥類。
- 譯註：keystone species，基鑰物種，一般意指生態體系的最高層掠食者，因為其對整個生態體系的結構(食物網)有調控的影響力。若是其消失，這個生態體系的物種將會因而減少更多。
- 譯注：鱷蜥是很獨特的爬虫類。長相雖然像蜥蜴，但親緣上與蜥蜴相距甚遠。鱷蜥是屬於喙頭目(Rhynchocephalia)，但蜥蜴類卻是與蛇類同屬於有鱗目。
- 譯註：「加乘效應」，或譯為「加成效應」，指的是兩種或兩種以上的因素加上來後的影響，會有更加擴大的現象。譬如兩種影響輕微的污染，同時出現卻可能產生很大的傷害（影響）。
- 譯註：這裡的「proximate」譯成「直接的」，但也可以譯成「近因的」。這是指環境因素直接作用到生命體的生理，而產生的生理、形態、和行為等的變化。這種還境因素即可稱為「proximate」因素。「ultimate」譯成「終極的」，但也可以譯成「遠因的」。這是指長久的，歷經演化所產生出來的。
- 譯註：「網線」，指的就是建構生態體系食物網的食物鏈。
- 譯註：「清理地區」，意指的是清除森林，如此才可有草原可以牧養牛群。
- 譯註：當地住民指的是長期生活在當地的住民；一般而言，指的就是原住民。
- 譯註：「網線」指的是建構食物網的食物鏈。
- 譯註：結構調整(structural adjustment)，指的是要有在經融、政策、和財稅體制等做結構性的改變，已符合「IMF」的要求。
- 譯註：霾害，主要指的是因為森林火災所形成的煙霧，對人體健康之傷害。
- 譯註：這裡的代價，指的是生態代價。享受破壞生態所獲得的產品，但卻不必（或沒有）去承擔因而發生的生態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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