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後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回首頁 |
對於「vita activa」這個詞，我建議把它解釋為人的三種最基本的活動：勞動、工作和行動。這三種活動都是極為基本的，因為它們分別對應於擁有生命的世人的三種基本條件。 勞動是相對於人體的生理過程而言的，每個人的自然成長、新陳代謝及其最終的死亡，都受到勞動的制約，勞動控制著人的整個生命歷程，可以說，勞動即是人的生命本身。 工作不是一種自然的活動，也不是天賦的，工作的有限性無法通過人的類生命的無限循環得到補足。工作營造了一個與自然界截然不同的「人工」世界。 工作作為人的條件之一，是一種現世性。 行動是唯一不需要借助任何中介所進行的人的活動，是指人們而不是人類居世的群體條件。一切人的條件都與政治相關，而群體性則是所有政治生命的重要條件，不僅僅是充分條件，而且還是必要條件。羅馬民族是我們所知道的最喜歡政治的一個民族，因此在羅馬語中，「生存」和「在人群中」、「死亡」和「遠離人群」是兩組同義詞。但是，《創世記》中關於人的行動條件的最初描述卻是模糊不清的，因為男女造人的故事和上帝造人（亞當）之說有著原則性的區別：前者造的人是「他們」；而後者造的人是「他」，因而苦苦眾生只是日後繁衍的結果。如果人們能夠按照同一個模子無限複製，所有人的本性或本質都完全一致，並且和其他事物一樣可以預測，那麼行動就將成為一種不必要的奢侈，是對普遍的行為準則的無常干預。群體性是人類行動的條件，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不可能和另外某一個人一模一樣，無論這個人是已故的、活著的還是將要出生的。 以上三種活動及其相應的條件，和人類生存的一些最基本的條件密不可分，例如生老病死、出生率和死亡率等等。勞動不僅確保了單個人的生存，而且維持著整個類的生命的延續。工作及其人化成果，使短暫徒勞的生命與稍縱即逝的時間得以延續和永存。而行動，就其對政治體的奠定和維護而言，是在為歷史創造進行回憶的條件。勞動、工作和行動這三項活動關注和預見著新生命的不斷湧現，並為這些初涉人世的陌生人承擔提供和維護這個世界的重任，因此它們始終根植於人的誕生之中。其中，行動與人類誕生的條件有著最為密切的關係；人之所以一出生就能體會到與生俱來的在世感受，是因為他們擁有一種是新的能力，即行動的能力。以此為第一步，可以說其後人類的所有活動都繼承了行動，因而也是誕生的基本因素。而且，由於行動具有很強的政治性，因此可以說，人類的誕生（而非死亡）不是形而上學，而是政治思維的核心範疇。 人的條件不僅僅是指有生命的人的條件。人總是處在一定條件下的生物，因為任何事物只要與人發生牽連，就會馬上成為人生存的一種條件。人的活動創造了種種事物，並進而構成了vita activa所在的這個世界；人們總是在與生俱來的既有條件之外，或是在這些條件之中，再創造出他們自身的一些條件，而這些條件在人的產生和發展進程中具有和自然環境一樣的約束力。無論什麼事物，一旦和人的生命發生沾染或形成比較持久的關係，就會產生作為人的某種生存條件的特性。這就是為什麼人們千方百計卻始終無法擺脫束縛的原因。不管是因為自身的認同而被融入這個世界，還是因為人力的作用而被吸納進這個世界的萬事萬物，最終都將構成人類生存條件的∼部分。人所感受到的現實世界對其存在的影響就是一種約束力。世界的外在客觀性——目的性或物性——與人的條件互相補充；客觀事物不可或缺，因為人的存在總是一定條件下的存在，如果這些事物不能構成約束人存在的條件，那麼它們只能算是一堆毫無關聯的雜物，而非我們現在所認知的世界。 要避免這樣一種誤解，即認為人的條件就是人的本質，與人的條件相應的人的各種活動和能力構建了人的本質。無論是我們在上面討論過的，還是未經論及的，譬如思考和推理等等，甚至是所能列舉的各個方面，都不構成人類存在的基本特徵，即都不表明離開了它們，這種存在就不再為人。可以想像的人的條件所能發生的最大變化，就是人從地球移居到另一個行星體上。這樣一個設想並非天方夜譚，它只是意味著人類將不得不在一種人造的、和地球有著天壤之別的環境中生活。到那時，勞動、工作、行動以及我們所講的思考，都失去了其原有的意義。然而，假想中的那些來自地球的旅居者卻依然是人；我們唯一能夠肯定的，是這些人在「本質」上仍然是處於一定約束下的存在，儘管他們的生存環境幾乎完全是由他們自身所創造的。 在有關人的本質這一問題上，無論是從個人心理的角度，還是從∼般哲學的意義來看，奧古斯丁的Quaestion Fact us。（即《我是否已成為我自己的問題》）都無法作出應有的回答。我們可以認識、決定和界說週遭一切事物（不包括我們）的自然本質，但是絕不可能去認識、決定和界說我們自己——這就像要跳出我們自己的影子一樣是不可思議的。而且，我們也無從確信人和其他事物是具有相同的本性或本質的。換句話說，如果我們真有什麼所謂的本性或本質，那也只能由神去認識和加以界說，而其首要的前提條件就是神能夠把曾經是「什麼」的東西指稱為是「誰」。這些困惑的癥結之處，在於人類對各種具有「自然」特性的事物的認識方式，包括把對我們人類自身的認識局限於是一種高度發達的有機體種類，而當面對「我們是誰」的進一步追問時，這種認識方式就難免捉襟見肘了。因此，從柏拉圖以來，哲學家們對人的本質進行界說的任何嘗試，都毫無例外地以塑造一個神為最終的歸宿，而這一個神祇不過是映示了人類的一種柏拉圖式的理念。當然，以這些有關神的哲學概念來解釋人的能力和品性，是無法否證，甚至還不足以構成一個理由來否證．上帝之存在的；但是，對人的本質進行界說的嘗試，很容易導致我們產生一種「超人」的、因而又是與神相關的觀念，這個事實則對「人的本質」這一說法本身提出了質疑。 另一方面，人類生存的各種條件——生命本身、生老病死、現世性、群體性，以及地球——都無法「解釋」我們是什麼或回答我們是誰這個問題，其原因非常簡單，因為這些條件並沒有完全地約束著我們人類。與人類學、心理學和生物學等同樣關注人的科學不同，只有哲學總是持有這樣的一個觀點。但是現在我們可以講，我們已經證實，甚至是科學地證實了人類並不是必須依賴地球才能存在的生物，儘管我們目前是、將來還是要繼續生活於這個地球上的。現代自然科學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原因就在於其是用真正放眼宇宙的眼光，即是不折不扣地站在超越地球的阿基米德式的立場上來看待和審視地球生物的。 |
後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回首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