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自由教育

什麼是自由教育？[１]

列奧‧施特勞斯

一行譯

自由教育是在文化之中或朝向文化的教育。它的成品是一個文化的人（a cultured human being）。「文化」（cultura）首先意味著農作：對土壤及其作物的培育，對土壤的照料，以及按其本性對土壤品質的提升。「文化」衍生性地、且在今天主要地意味著對心靈的培育，按心靈的本性對其內在能力的照料和提升。就像土壤需要其培育者那樣，心靈需要老師。但老師的產生可沒有農夫那麼容易。老師自己也是且必須是學生。但這種返回不能無限進行下去：最終必須要有一些不再作為學生的老師。這些不再是學生的老師是那些偉大的心靈，或者，為了避免在一件如此重要的事情上的含混表述，就是那些最偉大的心靈。這些人實乃鳳毛麟角。我們在任何課堂都不可能遇到他們。我們也不可能在任何其他地方遇到。一個時代有一位這樣的人活著就已經是一種幸運了。然而學生們為其實踐目的，無論其熟練程度如何，都可以而接近這些老師，接近這些最偉大的心靈，只要他們閱讀那些偉大的書。因而自由教育由以適當的態度研讀那些最偉大心靈留下的傑作構成——在這種研讀中，較有經驗的學生幫助那些經驗較少者，包括那些初學者。

這並非一項易事，如果我們考慮一下我剛才提到的教育模式的話。那一模式需要一個長長的註釋。許多生命都已經、並仍將消逝在對這些註釋的寫作中。例如，說偉大的書應該被「以適當的態度」研讀是什麼意思？此刻我只提一個對你們任何人都很顯然的困難：最偉大的心靈在最重要的主題上並不都告訴我們相同的事情；他們的共存狀況被彼此的分歧、甚至是極大量的分歧所佔據。無論如何，它都顯然導致了自由教育不能是單純的灌輸這一結果。我還要提另一個困難。「自由教育是在文化之中的教育。」在什麼文化中？我們回答說：是西方傳統意義上的文化。然而西方文化只是諸種文化之一。把我們自己限定在西方文化中，這種自由教育難道不會被指責為一種狹隘主義，而狹隘主義不是與自由教育的自由主義理念，與它的兼容並包，與它的心靈開放性不相容嗎？我們的教育方式似乎不能適合這樣的一代人，他們知道，事實上存在的不只是某一種人（西方人）的文化，存在的是各種文化。顯然，文化如果能容許被用作複數，它就完全不同於作為特指（singulare tantum）的文化，後者只能用作單數。像人們所說的，文化現在不再是絕對的，而已經成為相對的。認為文化能被用於複數意義也會有問題。這種含混性的結果是，人們已經或詳或略地提出文化是任何人類群體中存在的任何行為模式。因此我們就不能不說存在著所謂的「郊區文化」或「青少年文化」，無論這些人的行為是守法或違法。換句話說，任何精神病院之外的人都可以稱做文化的人（a cultured human being）。在探究的邊緣就出現了像瘋人院中的病人是否也有文化這樣的問題。如果我們將「文化」一詞在今天的用法與它的原初意義作一個對照，它就好像某人可以說，對花園的培育可以由園子裏的垃圾，由那些空的錫杯和威士忌酒瓶，由那些寫滿字的被隨手扔在園中的廢紙構成。既然得出的是這樣一種觀點，我們就認識到自己不知何故已經迷路了。因而讓我們用這樣的問題重新開始：此時此地，自由教育能夠意味著什麼？

自由教育是某種文學的[２]（literate）教育：某種在書寫（letter）之中或通過書寫進行的教育。沒有必要舉例說明這種教養；每一位選民都知道現代民主制與之相輔相成[３]。為了理解這種需要，我們必須反思現代民主制度。什麼是現代民主？有人曾說過，民主制是一種與德性相輔相成的政體：它是一種在其中所有或絕大多數成年人都稟有德性的政體，並且，既然德性要求智慧，它也是一種在其中所有或絕大多數成年人富於德性和智慧的政體，亦即一種在其中所有或絕大多數成年人擁有高水平理性的社會，即一種理性社會（rational society）。民主，簡而言之，意味著一種擴展為普遍貴族制的貴族制。現代民主制還沒有產生之前，對如此理解的民主制是否可能的疑問就已經提出來了。正如民主理論家中兩位最偉大者之一所說的：「如果有一個由諸神構成群體，它的確能民主地統治它自己。而一個如此完善的政府對人類卻不適合。」這一堅定而微弱的聲音現在已變得如此響亮。

這裏有一種科學——政治科學，我是它成千的教授者之一——可以說它除了在民主的原初概念，或可稱為民主的理念，與作為現實存在的民主之間進行對照之外沒有其他的主題。按照一種極端的觀點，亦即這一專業中的主流觀點，民主的理念只是一個純粹的幻想，唯一起作用的是民主（政府）的行為和其中之人的行為。現代民主，與普遍貴族制迥異，或許是一種大眾統治（mass rule），但這並非事實，因為事實上大眾並不能進行統治，而是統治於精英，即那些無論出於何種原因處在上層或有很好的機會升到上層的人；對民主的平穩運作來說最重要的德性，正如大眾被認定的那樣，據說是選民的冷漠，亦即公共精神的貧乏；並非真的地上的鹽，而是現代民主制度的鹽的[４]，是那些除了體育雜誌和滑稽劇之外什麼也不讀的市民。民主因而的確不是大眾統治，而是大眾文化。大眾文化是一種被沒有任何智識和道德努力，並因此極為廉價的最平庸的能力所佔據的文化。但即使是大眾文化也需要被稱為新觀念的事物的不斷支持，而它們是那些被命名為創造性心靈的人的產品：因為甚至正在歌唱的廣告節目也會失去其吸引力，如果它一遍遍重覆而不更新的話。但是民主，即使它只被當成保護軟弱的大眾文化的硬殼，從長遠來看也需要一些完全不同的品質：一種獻身，一種專注，一種遼遠，一種深邃。因此我們很容易地領會了此時此地自由教育意味著什麼。自由教育是大眾文化的解毒劑，它針對的是大眾文化的腐蝕性影響，及其固有的只生產「沒有精神的專家和沒有心肝的縱欲者」[５]的傾向。自由教育是我們促使大眾民主提升為原初意義上的民主所憑借的梯子。自由教育是在民主的大眾社會中建立一種貴族制的必要努力。自由教育呼喚著大眾民主中那些有耳能聽[６]的成員，向他們呼喚人的卓越。

有人可能會說自由教育的方式僅僅是政治性的，因為它教條地假定了民主制就是好的。難道我們就不能從現代民主返回到過去嗎？我們就不能回歸自然，回歸到原始部落的生活嗎？我們不是為那些像美麗而莊嚴的森林中的墳墓一樣成堆的印刷品而感到受擠壓、噁心和退化嗎？認為我們今天不可能回歸自然因而說這種想法僅僅是浪漫主義，是不夠的：難道將來的世代，在一場人為的大災變之後，就不會被迫去過一種未開化的部落生活嗎？難道我們對核戰爭的思考中就沒有受這種預見的影響？顯然，大眾文化的可厭之處（包括對整個大自然的旅遊觀光）使這種回歸自然的願望變得可以理解。一個未開化的社會，在其最好狀態中是由沿著原初立法者，亦即諸神、諸神之子或諸神的學生傳下的古老習慣統治的社會；既然還不存在書寫，後來的繼承者就不能直接地與原初的立法者相聯繫；他們無法知道他們的父輩或祖父輩是否偏離了原初立法者的意圖，是否用僅僅人為的附加或減少去毀損那些神聖的消息；因此一個未開化的社會不能前後一貫地按其「最好即最古老」的原則去行為。只有立法者留下的書寫才使他們向後代直接說話成為可能。因此，企圖回到未開化狀態是自相矛盾的。我們被迫與書一起生活。但生命太短暫了，以致於我們只能（選擇）和那些最偉大的書活在一起。在此，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樣，我們最好從這些最偉大的心靈中選取一位作為我們的榜樣，他因其共通感[７]（common sense）而成為我們和這些最偉大的心靈之間的那個中介。蘇格位底從不寫書，但他讀書。讓我引證蘇格拉底的一段論述吧，它幾乎談到了與我們的主題相關的所有應被提及的事情，帶著一種屬於古代的高貴的單純和寧靜的卓越。「就像別人愛馬、愛狗或愛鳥那樣，我自己甚至更喜歡一位好的朋友……古老的賢人們通過把他們自身寫進書中而留下的財富，我與我的朋友們一起展開它並穿行其上，而且如果我們看到了什麼好東西，我們就拾起它並把它當做一次豐盛的收穫，倘若我們因此能有益於他人的話。」傳言這段話的人評論道：「當我聽到這些時，對我來說不僅蘇格拉底受到祝佑，而且他還將那些傾聽他談話的人引向了完美的貴族氣質。」但這個傳言是有缺陷的，因為它沒有告訴我們任何有關的事情，比如蘇格拉底怎麼對待古賢人們書中的那些他無法判斷其優劣的章節。從另一則傳言中，我們知道歐里庇得斯有一次將赫拉克利特的著作送給蘇格拉底，並問他對這本著作的意見。蘇格拉底說：「我已經理解的部分是卓越而高貴的；我相信我所不能理解的部分同樣是真實的；但為了理解這本著作，一個人肯定需要成為某種專門的潛海採珠者[８]。」

作為對完美的貴族氣質和對人的優異的教育，自由教育由喚醒一個人自身的優異與卓越構成。而自由教育通過何種道路和方式喚醒我們身上的卓越？在此我們無法再更進一步地思考自由教育的含義了。我們聽過柏拉圖關於最高意義上的教育是哲學的提法。哲學是對智慧或對關於最重要的、最高的或最整全的事物的知識的追求；這種知識，按他的說法，是德性和幸福。但由於智慧不屬於人，因此人的德性和幸福總是不完善的。儘管如此，哲學家，作為不完全智慧的人，還是被宣稱為唯一真正的國王；他被宣稱為擁有所有人類心靈能夠達到的優異，因而是最高水平上的人。從這裏我們必須得出我們不是哲學家的結論——因為我們無法獲得這種最高形式的教育。我們一定不能被自己經常遇到一些自稱哲學家的人所欺騙。因為他們採用的是一個對管理的方便來說有必要的廣義的表述。他們通常不過是說他們是哲學系的。而認為哲學系的就是哲學家，和認為藝術系的就是藝術家一樣荒謬。我們不能成為哲學家，但我們可以熱愛哲學；我們可以努力進行哲學化的思考。這種哲學化的思考首先和主要的途徑，就是傾聽偉大哲學家之間，或者，更普遍和更審慎地說，最偉大心靈之間的交談，並因而就是研讀那些偉大的著作。我們應當傾聽的最偉大的心靈並不只是西方的。妨礙我們傾聽印度和中國的偉大心靈的僅僅是一種不幸的被迫：我們不懂他們的語言，而且我們不可能學習所有的語言。

再重覆一遍：自由教育由傾聽最偉大心靈之間的交談構成。但這裏我們面臨著一個不可克服的困難：沒有我們的幫助這種交談就不會發生——我們必須實現這一交談。最偉大的心靈在獨白。我們必須把他們的獨白轉換為一次對話，使他們「肩並肩」地進入這一「聚會」。甚至在寫作對話錄時，最偉大的心靈也仍在獨白。如果我們看一看柏拉圖的對話，就會發現沒有一篇對話是發生在最高水平的心靈之間的：所有的柏拉圖對話都是在一個較高的人和一個較低者之間進行。柏拉圖顯然認為一個人無法寫出一篇在兩個最高水平的人之間進行的對話。我們因而必須去做某些連最偉大的心靈都不能做到的事情。讓我們直面這一困難——它是如此巨大以致於自由教育看來是荒謬的。既然最偉大的心靈們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彼此之間相互矛盾，他們就迫使我們在他們的獨白中做出裁決；我們不可能對他們所說的任何東西都表示相信。另一方面，我們不能不注意到，我們並不勝任做這種裁決者。

事情的真相被一種輕便的幻覺與我們隔開來。我們不知何故竟相信我們的觀點比那些最偉大的心靈的觀點更高、更優越——這既是因為我們的觀點是我們時代的，而我們的時代，作為最偉大心靈所屬時代的後來者，能被設想為優越於他們的時代；此外還因為我們相信他們中的每一位就其角度而言是正確的，但不是像他所聲稱的那樣是完全的真理：我們知道不存在完全真實的實質性觀點，而只存在一個完全真實的形式性觀點；這個形式性觀點是一種洞察，即任何整全性觀點都是相對於特定視角而言的，因此所有的整全性觀點都是獨斷並因而沒有一個是完全真實的[９]。向我們隱藏我們真實處境的輕便幻覺都導因於此：我們是，或能是比過去時代的最智慧者更聰明的。我們因此導向這樣的角色，不是成為專注和溫馴的聽者，而是成為指揮或馴獅員。但我們仍必須面對讓我們敬畏的境況，它由一種努力帶來，在其中我們不僅是專注和溫馴的聽者，而且是裁決者，並且我們仍然不能勝任這一角色。對我來說，這種境況的原因在於我們失去了所有我們能夠信任的完全權威的傳統，喪失了給我們以權威性引導的習俗（nomos），因為我們的老師以及老師的老師相信一個完全理性的社會的可能性。我們這裏的每一位都被迫用他自己的力量尋找方向，然而這些方向都是有缺陷的。

除了其固有之物外，我們不能從這一活動中獲得其他的安慰。哲學，我們已經知道，必須謹防希望給人以啟迪——它只能是一種內在的啟迪。我們只有經常理解一點有意義的東西才能發揮我們的理解力，而這一理解活動可以伴以對理解的領會，對理解的理解，對意向的意向（noesis noeseos），並且它是如此優越、如此純粹、如此高貴的一種經驗，以致於亞里士多德把它歸之於神。這種經驗完全獨立於我們主要的理解是令人愉快還是令人不快，是美麗還是醜陋。它使我們認識到，要想理解，我們必須承認所有的邪惡在某種意義上都是必然的。它使我們能以上帝之城的好公民的精神接受發生於我們身上的邪惡，而且很可能是使我們傷心的邪惡。在意識到心靈的尊嚴的同時，我們也意識到人的尊嚴的基礎以及世界的善。不管我們認為這個世界是被創造出來的還是自然的，它都是人類的家園，因為它是人類精神的發源地。

自由教育，作為與最偉大心靈們的不斷交流，是一種在溫順（modesty）而不只是謙卑（humility）的最高形式之中的試驗。它同時是一次勇敢的冒險：它要求我們完全衝破智識者的浮華世界，它和他們的敵人的世界完全相同，衝破它的喧囂、它的浮躁、它的無思考和它的廉價。它要求我們勇敢，並意味著決心將所接受的觀點都僅僅當成意見，或者把普通意見當成至少與最陌生和最不流行的意見一樣可能出錯的極端意見。自由教育是從庸俗中的解放。希臘人對庸俗有一個絕妙的詞；他們稱之為apeirokalia，形容其缺乏對美好事物的經歷。而自由教育將贈予我們這樣的經歷，在美好之中。

2001年12月於北京